夏树：苦难中走来的一家人

      我的祖父夏汝锡，生于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正月二十八，祖母魏秀兰和祖父同岁，生于正月初一。祖父十七岁和我祖母结婚，十八岁生下我的父亲夏子良，十九岁那一年，离开固县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这一年的五月六日（农历立夏节），在安徽省金寨县（当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管辖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立夏节起义（也称商南起义）。同年十一月，六安的独山和霍山的西镇区爆发了规模更大的农民武装起义，史称六霍起义，此后创建了以金寨为中心的皖西苏区。祖父离家以后，“还乡团”来抄了家，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掳掠走了。我的祖母和那时还不满两岁的我父亲相依为命，孤儿寡母靠乞讨、帮工度日，她自己说“苦水三天三夜倒不完”。祖母一生守寡，直到八十六岁去世，含辛茹苦一辈子。最困难的时候，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，只好领着我的父亲回了娘家，在娘家没过多长时间就呆不下去了。乡里有一句俗话“嫁出去的姑娘泼出门的水”，况且我祖母的哥哥也发了话：“不趁着天晴溜庄子讨点粮食，看你娘俩下雪天怎么过？”我的祖母生性好强，一听这话，虽然眼泪直淌但还没等天亮就背着我父亲走了。当她出了门才想到：“我这是去哪里？”打这以后，我的祖母带着我的父亲开始了乞讨生活。

      祖母曾多次跟我讲过她的“讨饭棍”。开始是用竹杆，每次一到人家门口，狗就上来咬。祖母为保护自己和我父亲，就把竹杆放在面前挡着，几天下来竹杆就被咬破了，我祖母的哥哥帮她砍了一根檀树棍，根部还带了一个疙瘩头。就是这根檀树棍也留下了许多狗牙印子。祖母跟我说，这根棍子她用了好多年，白天防狗，晚上往家走当扁担用。一头挑着讨来的粮食，一头是我父亲。有时要的粮食少就从田边搬半块土坯放上。一次我祖母到一个村庄要饭，好心的主人看孤儿寡母可怜，发了善心，不但给了不少稻谷，还留下吃顿饭。吃完饭我祖母实在不过意，就帮主人家干了一会活，结果从村庄走出来天已经黑了，急着往家赶，途中一下子误入一个方圆几里地的水围里，怎么也摸不出来了。急得我祖母坐在地上放声大哭，哭着哭着她想到了一个法子，隔着围子向外面村庄上的人打听“胡店子”（离我祖母家10里地的一个集镇）在哪个方向，后来绕道胡店子才找到回家的路。到家时天都快亮了。父亲渐渐长大，祠堂出钱让他读了几年私塾。我祖母又到地主家帮工，除了洗衣烧饭外，还要下地干活。经常中午吃了饭就下田除草，烈日当空，我祖母把褂子放在水塘里弄湿了，披在头上，晒干了再弄湿，一干就是几个时辰。我祖母是小脚，一到割稻季节，最怕的就是下田挑稻把子，脚一插到水田里就拔不上来。

      到了1948年，我父亲二十岁了。我的祖母劝他：“你爹像你这么大，早都去干共产党了，你也去吧！”这一年秋天，我父亲离开固县寺，参加了征收“渡江粮”工作，从此走上了新中国的工作岗位。后来我祖母也随着进了城，还享受政府特殊抚恤，家庭处境和经济条件完全改变，按说应该享享福了，但她劳动的习惯已经无法改变。她说：“只要一天不干活，浑身都疼。”记得我都上小学了，她还经常下到水塘里摸螺蛳，回来后一个一个砸碎给鸭子吃。到今天我都清楚地记得，那块垫着砸螺蛳的石块上一个个深深的小坑。那时她已经六十多岁了。她非常关心和同情生活困难的人，不论是邻居还是乡下老家来的人，只要说生活有困难，她总是想方设法给予帮助。有一次，我父亲发现家里的猪油吃得特别快，还告诉我祖母要省着吃，后来才搞清楚祖母每个月都要把省下来的猪油，送给老家的困难乡亲们。祖母快80岁的时候，生了一场大病，此后便明显衰老了，体力活实在是干不动了，只是视力和听力都没有大的减退。她拿出了年轻时为糊口织小网子（旧时妇女包头发用的）的手艺来，织起了捕鱼网，有时一条网都织好几米长。几年下来便积了几百条，整整一大木箱子外加一麻袋。但我的祖母还在不停地织。她常对我说，老家水围子多，等你们兄弟们回去，一个站在围外面，一个站在围里面，包准能拉到不少鱼。家里人都劝祖母不要再织网了，至少生病期间不要织了，但她总是不听，依旧天天早织星辰，晚织月光。一次，我送水果到她床边，看她那憔悴的面容和深深的皱纹，床里边的那网、那线和那梭，突然感悟到她老人家织的不是渔网，而是一种精神，是支撑着她一辈子与命运苦苦搏斗的那种精神。

      征收“渡江粮”工作顺利完成后，我父亲进入六安县粮食局工作，六十年代初作为优秀机关干部“支援后进队”，离开了六安县城到了苏家埠。在那里遇到了我的母亲程蕴文，毕业于六安师范的小学老师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乡镇，他们在苏南公社、陆集公社（乡）、苏埠镇工作了几十年，克已奉公，兢兢业业。我的父亲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有深厚的感情，带领乡村干部推广农业新技术，推广杂交水稻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，他经常坐在田埂上和农民促膝交谈，寒冬腊月往困难群众家里跑，送米送面送猪肉。他比较早提出“一大二公”搞不好，他说“公塘塘漏，公牛牛瘦，还是单干好！”即便在文革中受到冲击，也从未改变这个看法。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个要求都非常严格，教育我们好好读书、认真工作，多为老百姓办实事。他去世前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愿望，一个是续修家谱，一个是送孙子上大学。值得欣慰的是：他的两个孙子，都非常出色，一个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，任职中央金融企业，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博士，前途一片光明！

      本文作者：夏树，高级记者，安徽六安人，长期从事三农新闻报道，4次获得中国新闻奖。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，国家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，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安徽财经大学兼职教授。

(转载自：中国乡村振兴网）